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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辦處、崇文門、魯班館——三大地點串聯起京作家具發展軌跡
在地域廣博的中華大地上,家具也能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地域性。以蘇作、京作、廣作等為代表的不同流派,更是共同將明清兩朝的家具推上了這一領域的巔峰,成就讓人至今難忘的絕美。
比起其他地區的代表木作,京作家具特別在它的形成與發展受到了很強的政治因素影響。這里需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狹義的京作特指宮廷造辦處、御用監等機構制作的硬木家具,不包括京城民間的普通家具。
清中期 紫檀長方桌 故宮博物院藏
它發端于清初,鼎盛于康乾盛世,其間約摸僅兩百年發展時間,在中華文化進程中不過爾爾。但因統治者坐擁天下,不惜人力物力,京作家具得到了最充足的支持,甚至將蘇作的精巧和廣作的富麗融于一體,成為家具中高貴的代名詞,流芳后世。
當然,這種高貴并不僅源于帝王為它投入的精貴材料和能工巧匠。追根究底,它是因專供宮廷貴族尤其是天子使用才與民間造物有截然不同的區別。
對于統治者而言,與之相配的器具亦是彰顯自身獨尊地位和無上權力的一種途徑,帝王屢屢將一些特別的顏色和圖象設為自己的禁臠也是如此。
以“龍椅”為例,其故意夸大的尺寸、滿身髹飾的金漆、環繞盤旋的十三條金龍......這些罕有同例的特點正象征著真龍天子的至高無上和唯我獨尊。
在朝政、祭祀等有強烈政治意味的場合之外,宮廷使用的家具同樣有著鮮明的皇家特色。同時,這些器具還要服務于統治者的審美與生活需求,故而還會帶有統治者的個人色彩。
譬如雍正就是一個樂于并善于參與家具設計的帝王,從存留的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來看,一直被認為是清代宮廷摯愛的紫檀木,并沒太入雍正法眼,反而更多被用作一些邊角裝飾、器座和佛教器物。
清 紫檀木百寶嵌雙螭紋盒 故宮博物院藏
而乾隆偏好仿古,在陶瓷、玉雕等等行當大興仿古之風。京作家具為了迎合這一審美進行了大膽創新,將青銅器的造型特色引入家具,制作出了具有古樸肅穆氣質的仿古銅鼎式供桌。
清中期 仿古銅鼎式桌
要了解京作家具,首先就得從其誕生的地方——宮廷造辦處說起。
滿清入關以后,為了鞏固統治,將首都從盛京遷到北京。受戰亂影響,明皇宮中原存的器具損毀嚴重,甚至宮廷建筑也亟待重新修整。
故而,最初統治者享用的,還多是蘇州、廣東等地進貢的精美家具,這也進一步影響到了后來京作家具藝術風格的形成。
為了滿足生活需要,康熙帝設置了專門為宮廷生產器具的機構,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造辦處,它的營運時間也比我們想象中長了不少,一直到1924年。
清宮造辦處由皇帝特派的內務府大臣管理,先后設置了六十多個作坊,包攬御用器具的制造、修繕、收藏等等事務,也參與裝修陳設、軍工制造甚至洋人管理等,業務范圍極廣。
養心門舊照
為了向宮廷貴族提供高質量器具,造辦處不拘一格,從全國各地進行招攬,集中了全國最好的工匠同臺競技,還引入了大批西洋藝術家。清代著名的工藝美術佳作琺瑯彩、三釉瓷等都誕生于造辦處所屬的養心殿造辦處。
家具制作屬于造辦處的木作,其中來自廣州的木匠還因技藝高超擁有了獨屬于其的“廣木作”,皇帝對廣木作家具提供的一些設計意見,使其逐漸演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京作。比如說,廣作用材粗碩,皇帝就會要求簡省一些部件的用料,甚至于將其尺寸改小。
除了制造,造辦處還有去全國各地進行采辦的業務。但這種采辦并非是將當地特產直接運回京城,而是根據宮廷實際需要,向地方提供設計并監制過程,相當于只是把實際操作環節轉移給地方工匠,從本質上來說,這類家具仍屬京作。
除了造辦處,京作家具的發展歷程中還有一個重要地標——崇文門。清朝城建沿襲明制,“崇文門乃五方輻輳之地,商販多于外省”,崇文門是入城的重要樞紐,仕宦商旅均要經此出入。
崇文門舊照
一方面,宮廷貴族因各種原因不再使用的家具可在此變賣,讓宮廷家具流入民間;另一方面,進京朝貢的人員也會在此挑選商品進貢給宮廷,造辦處有急需時亦會在此采購。
故而,崇文門實際上是宮廷家具與民間家具的交流中心,商品的流動自然也會帶來文化的交融,無論是從狹義還是廣義上看,崇文門都對京作家具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
清 陳枚《清院本清明上河圖》(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文化的延續性遠比政權穩定。清王朝覆滅之后,京作家具仍然存留于世:掌握制作工藝和審美取向的工匠流落民間,但仍然在京城地界活動,只不過換了服務對象。
清末民初,北京城東南角的曉市大街附近有一座供奉魯班的廟宇,人稱魯班館。流落民間的能工巧匠們,就在這周圍的幾條胡同里開設了幾十家木器作坊與店鋪。
北京 魯班胡同
北京家具行業著名的百年老字號“龍順成”,就源于同治年間流落至此的王木匠開辦的“龍順作坊”。
以王木匠為首的這批前宮廷巧匠,一邊繼續替宮廷制作修理家具,一邊將優秀的京作硬木家具待到民間,榆木擦漆家具就是在此時開始風行。他們將純粹的京作家具特色帶到了民間,使京作家具文化得到了保存與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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